金银花

■陈小虎

我在奔跑中刹住脚步，往前倾的身子像压弯的树枝弹回来，又恢复了挺拔的姿势。鞋底发出的刺耳摩擦声惊吓到了恰好从我身边经过的那两个女子，她们躲闪的身子差点碰到巷子肮脏的墙壁。穿白色连衣裙的身手似乎敏捷，她一个躲闪就站稳在巷子的边上。穿红色T恤的女孩如果不是用手撑在黑乎乎的墙上，就要陷进墙根处的水沟。她的手在腿上一抹，白皙大腿留下黑色的印记。她们生气地望向我，嘴唇都在动。我能想象到她们心中的委屈和愤怒，但她们都忍住了。我歉意地朝她们笑了笑，连忙拱手说“对不起”。

那块写着“开锁”两个字的牌子立在我左边那扇铁门的边上。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师傅”。声音不大，在巷子里回荡，一会儿就被墙壁吞没了。屋子里没有动静，没有人回应我。

这是中午，秋天的中午。阳光在石牌村的屋顶和村外明晃晃地亮着，巷子里却依旧潮湿、晦暗。这是石牌村，广州城里大名鼎鼎的城中村。村子位于市中心，交通方便，租客云集，村民们的房子之间也就争宽恐窄，一栋紧挨一栋，留下的巷子宽度只比两人并排略宽。密集的房子和租客晾晒的衣物拦住了太阳，巷子的时间永远都停留在春天的傍晚时分。

我顾不上礼貌，一脚跨过门槛，一只手抓着铁门上的铁条，又喊一声“师傅”。声音落在屋子里，稀稀落落。墙上的一盏灯亮着，昏黄的光只能够在墙壁上画一个小小的圈。我看不清屋里的情况，退回到巷子里，顿时不知该怎么办。有人从我身边经过，好奇地望了我一眼，又走了。

我想离开，又觉不妥。回去凭自己的能力实在解决不了问题，而房东一家人又都不在家。防盗门在我到外面晾晒金银花时随手被关上，钥匙落在屋子里。我直奔记忆中的这家开锁店。但开锁的师傅不见了踪影。下午朋友们将到我住的地方，他们要在那里审读诗稿。

一阵踢踏的脚步声在巷子的拐弯处响起，滚铁环一样，噼里啪啦向我漫过来。几个穿校服的孩子出现在巷子里，跑在前面的拖着一根树杈，另外的一边叫喊一边追，一会儿就从我身边经过。他们的追逐、奔跑让这条小巷子瞬间热闹起来。落在最后的那个孩子突然停下来，转过身子看我，然后咧开掉了几颗牙齿的嘴巴对我笑，又追赶他的同学去了。

我记起了这个孩子。星期天我去石牌市场买菜时，在卖猪肉的一个档口见过他。他趴在档口里面的一张红色的塑料高凳子上写作业，妹妹撩起凉水滴在他的脖子上，他很生气，打了妹妹。妹妹呜呜就哭了。当母亲的忙完切肉、称肉、交肉、找钱，转过身啪的一巴掌落在他的脸上。我就是那个买肉的，目睹了整个过程，为小男孩的委屈抱不平。小男孩挺直身子，双手握着拳，眼里噙着泪水，嘴巴一张一翕。我实在忍不住，笑着说，是妹妹不对，用水滴哥哥。那个小女孩已经安静下来，扑闪着眼睛望着我，双手抱住她妈妈的大腿。小男孩这个时候突然放声哭起来，他承受的委屈好像到了极处，或者是我的帮腔让他有了底气。他的哭让我茫然不知所措，档主转过脸看我，又别过脸去，把两个孩子都搂在怀里。小男孩有些忸怩，但很快就放松了。他的手搂着妹妹小小的身子。母亲对我点了点头，我拎起肉走了。在另一个档口前停下，回头看，档主又忙开了，小男孩趴在凳子上。

我没想到，他居然还记得我，居然还跟我笑。我跟他扬了扬手。从这跑过去，再拐过两条巷子，就到石牌肉菜市场了。

我又走向那屋子，两只脚跨进去。屋子像一间杂物房，东西南一堆北一堆，看不出新旧。靠里的屋角有张床，床上挂着蚊帐，我听到一阵咳嗽从床上传来。开锁的师傅应该是病了。

你等等吧，我孙子就要回来了。声音从屋角飘出来，嘶哑、软弱、沧桑。我莫名觉得愧疚，像惊扰了老人的睡眠。我的门打不开，找开锁的师傅，这没有错，但我还是不安。我站在门口，搓着手，连忙说，好的，好的，您休息。

生活中，对所有的老人我都有一种怜悯。我是一个不愿意活到老的人，对老态龙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的抗拒。我在生活中的种种放浪行为，比如无节制地抽烟，比如整宿整宿的熬夜，就是为了不让自己迈入老年人的行列。我知道这样的行为不妥，但我依然固执地坚持。我的内心是软弱和矛盾的，收到母亲寄来的金银花时我会激动，会细心地晾晒那些金银花，而且坚持泡水喝。我总在老人面前告诉自己不要活到那么老，却在疾病出现时从不放弃治疗。也许对老态的恐惧还没超过我对活着的渴望，但他们满是沟壑的脸、行走蹒跚的脚步、颤颤抖抖的手，一直是我往前走的地雷阵。

我退到门外，手还抓着门上的铁条。几个背书包的小女孩从我身边经过，辣条的味道浓郁呛鼻。她们好像在说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说他真厉害，又得了什么奖。我看到她们的背影，并排着，把巷子挤得满满当当的。一个人蹲下去，像是她的东西掉在地上；另一个人扯着她的书包往上拎，银铃一样的声音响起，这么脏不要了。我突然想，这样好听的声音，这样主动的行为，在学校里肯定是活跃的学生。她们不紧不慢地往前走，拐入另一条巷子。

一个男孩出现在巷子的尽头，他单薄的身子一直沿着巷子的中间移动。规矩而又严谨的行走方式，发生在一个还背着书包的孩子身上，让我吃惊，也让我好奇。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但没有减缓速度，像一艘乘风破浪的船，匀速前进。他一只手提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一只手拿着铁线。到了我面前，小孩停下脚步，望着我，把手里的东西归到一只手里，侧着身子，从肩膀上取下书包，突然问我，要开锁吗？他就是老人的孙子。我想起老人刚说的话。难道就是他去帮我开锁吗？这么小的孩子呀！

爷爷，有人要开锁。小孩边往里走边大声地说。知道了，你去吧！老人没有起床，声音战战兢兢的，好像随时都会掉在地上。好的！小孩回答得干脆。我看着他小小的个子站在一张桌子前面，放下手里的东西，又大声地说，爷爷，我买了金银花，你要记住泡水喝。

身份证。小孩一只脚在屋里，一只在屋外，把手伸向我，目光专注，脸色平静。我冒出恶作剧的想法，跟他说，没带，什么都在房间里。他看着我，咬了咬嘴唇，说没身份证不能开锁。谁规定的？我继续逗他。我爷爷和我。小孩认真地说。我掏出钱包，取出身份证，递给他，笑着说，逗你的。他没有接，而是看着我，好像要把我看穿。严肃的神情，清澈的目光，稚嫩的面容，我莫名其妙地觉得不自在，贼一样。

我边走边回头，小孩已经进屋去了。他拒绝了为我开锁的请求，我把价钱往上加，他还是不同意。我越加他眼里的警惕性越高。我怀疑再说下去，他可能就要报警了。

小巷子里依然安静，石牌村的凌晨从下午四点钟开始，那时所有的店铺都打开门，巷子里的人像涨潮的海水，一分钟一分钟地往上挤。那时在巷子里只能躲着走、侧着走，而不是现在这般，大摇大摆的像螃蟹一样地走。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除了老老实实地等待房东一家人回来。我甚至连楼下的大门也进不去。我从巷子里出来，穿过一片阳光灿烂的空地，经过一棵大榕树，进入石牌小学边上的那条巷子，坐在一家士多店门口的矮凳上，要了一瓶塑料瓶的可口可乐，伸直双腿，舒服地坐着。就等吧，等房东家里人回来，等朋友们到来。

手机在这个时候响了。短信。蓝色的屏幕上是一个陌生的号码。一行字：我在江边吃粿条汤，老板娘又问起你。我的心像受到重重的撞击，手在发抖，紧紧握着手机。

那年，我十七岁，她十五岁。她总是踩着单车从城西穿过城东，到我就读的学校找我。中学起，我就练习诗歌和散文的写作。上了大学，发表的文章多起来，虽然稿费不多，大多几块，偶尔几十块，但那份快乐并不是钱的多少所能左右的。拿了稿费，我们就去校门口的一家小饭馆吃饭。去的次数多了，和老板娘也就熟了。有时在校门口也会遇到她，她总是停下来和我们说话，笑眯眯的，像姐姐一样。我们一去小饭馆，她就迎上来，一脸的笑。我们也笑，手一指，她点点头，又忙她的去了。她记得我们每次吃的是什么，一碗牛肉丸汤，两碗沙茶酱牛肉粿条，一碟青菜。

毕业后，我回到家乡的一所中学当老师，而她是城里人。离别时她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说我爱你，我爱你。我把她抱得紧紧的，我想把她揉进我的骨肉里。她没有哭，她一直在说那三个字，但她的泪水落下来，像一朵凤凰花落在我的脖子上……在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回到她的身边。

我是回到她的身边了，但已是十年以后。我还单身，她已是一个孩子的母亲。那家小饭馆还在。再相见时，我和她默契地又去了一次那家小饭馆。

老板娘笑着迎上来，笑着说，十多年了，十多年没见你们了。我也笑着说，是啊，十多年了。然后像曾经的那样，手往江边的位置一指。

两碗沙茶酱牛肉粿条，一碗牛肉丸汤，一碟青菜。老板娘把这些东西摆在桌上，但没有离开，笑着问，怎么这么多年没见你们来？我就喜欢看到你们，几个孩子啦？我愣住了，想解释。她又露出好看的笑，一边烫筷子一边回答，两个。一儿一女。老板娘握着托盘，看看我，又看看她，笑出声来说，那时我就看好你们，多般配，一儿一女，有福！

她那么漂亮，我长得惨不忍睹，怎么就般配了呢？一儿一女，多好呀。但那是别人家的。

风刮过江面，向上游拂去。江水缓缓流淌，我们就这样面对面坐着，还是微笑，还是关心，还是体贴，还是温柔，但早已不是十年前的我们了。

她又去了那家小饭馆，她又点了沙茶酱牛肉粿条。那天离开她，我就知道她会去。可是我知道一切都回不去了。我握着手机，在想着要不要回她。正在犹豫，房东叫唤我的名字。他终于回来了。我好像找不到了心理支撑，把手机装进了口袋，跟着他上楼。

晒台上的金银花泛着金黄的光。我蹲下去，伸出手翻着它们。在广州的日子里，每年入秋后母亲都会给我寄来一些金银花。家里的院子有五棵茂盛的金银花树，每次金银花盛开，母亲就把它们摘下来晒干。她知道我在广州熬夜、抽烟、吃辣椒，不爱惜身体。前年秋天我回家，走之前母亲要我带上一些金银花，我拒绝了。母亲应该没有想到我的态度，她双手提着那个塑料袋，看着我。父亲站在一边，也没有话。我跨出门槛时，她再一次把那个袋子塞给我，轻轻地说，带上吧。我没有回头就走了。第二年夏季的一个日子，父亲突然给我打电话，说母亲摘金银花时从椅子上摔了下来。我翻出那袋金银花，它们已经长霉了。我想起母亲当时的神态，不知道她是否生气了。此刻我细心地摆弄铺在两张打开的报纸上面的金银花。我知道这样做也无法减轻我内心的愧疚，但我还是蹲着，把它们整齐摆好。我站起来，拍打着双手，金银花的香味缠绕在手指上，在手心里。多年后，我也成了父亲，每次儿子不听话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自己当年出门时的决绝。我相信，儿子总有一天会理解父母的。

我还在擦洗地板，努力想把那些瓷砖洗刷得像镜子一样明亮。我喜欢收拾房间，我喜欢收拾房间后一个人席地而坐，抽烟、喝茶、看书、听音乐。朋友们陆续来了。这个下午，他们将在我这里讨论一本民间诗歌刊物的稿件。

我不写诗，也不懂诗歌，但在广州的那些年，来往的却都是诗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并不与职业、爱好相关，但一定要在气味上相近。所谓的臭味相投说的就是这个理。气味的相近，就是黏合剂，可以把两个人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我已经忘记他们为什么最终会选择到我这个不写诗的人的出租屋来完成刊物的最后一轮选稿。这其实也不重要。我只要做好相关的服务事宜就行，而且我愿意为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在前面冲锋，我在后面提供茶水。

一群人围坐在地上，中间是四面八方寄来的、经过了四轮筛选的诗稿。我在给他们倒茶水时，看到了字迹不同、稿纸款式不一的诗歌作品，它们一份一份地铺着，有人在读，有人在翻找，有人在争论。这些诗稿是有福的，它们遇到了一群认真的编辑。那些写下这些诗篇的人是有福的，他们遇到了一群真正热爱诗歌的同道中人。准备用的稿件放在中间，弃用的放在边上的一张矮凳子上。每一份弃用的稿件都经过所有人的再一次阅读，有争论，相互都想说服对方，但到了这一步，想让对方改变看法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后他们用了举手表决的方式，少数服从多数。当所有的稿件都确定下来后，这当中的许多人选择了匆匆离开。编这份诗歌刊物，只是一种爱好，他们还有工作，还有日常的许多事情。

屋子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们坐在地上，面对面，中间是功夫茶具。那些诗稿，不论选上与否，都被装在文件袋里带走。音乐在房子里回旋、飘荡。是《阿姐鼓》。阳光慢慢地爬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影子从地上升延到了墙壁。我看着他，笑了。他的脸，一半明亮，一半阴暗。我想我也是。他也看着我笑。灰尘在柔媚的阳光中飞舞，它们单薄的身子在风中起起伏伏。我突然想起，他留下来后，我们就这样安静地坐着，没有什么话。什么都没有说。烟雾越来越浓，一团一团地在屋子里盘旋。阳光越过了我们的身体，向纵深的空间前进。《阿姐鼓》换成了广东音乐，高胡沧桑的低语敲打着我，让我的心沉静。是《平湖秋月》。仿佛一阵阵秋风从湖面上吹过，水凉了，水皱了，水中的月亮碎了。他抬起头，看了看我。我的表情可能让他惊讶。我回过神来，笑了笑。音乐在这个时候变成了《步步高》。那喜庆的唢呐吹得我们忍不住都笑了。阳光到了墙角了，好像遭遇到了困难，爬行的速度慢了。我知道，它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上了。我看了看窗外，远处的楼房把太阳挡住了。灰蓝色的天空渗出了淡淡的暮色。

朋友走了，我把那些金银花归拢，整整齐齐地装进塑料袋里封好口。秋天就要过去了。父亲说，入冬后就要搬家。那几棵金银花树不知道能不能迁走。

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

散文：hongdousw